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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卷外话
一 我们深爱希望——写给律师界
古希腊德尔菲神庙门楣上铭刻的那句哲言，永远让人惊悚：“人啊，认识你自己！”我想，这句哲言，对律师界尤为重要。
并不是鼓舞，更不是夜郎自大，我想说的是，以后中国社会的中流砥柱，甚至决定这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一群人，正是律师。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有着实践理性的使命，同时我们和理性也最为亲密。当浮泛的现象花开花谢，作为和“必然性”有着血亲的律师界可能会成为最先一批的理性觉醒者，跨越现象，走向本体。这本体不是别的，正是理念。这理念不是别的，正是对必然性的遵从、挖掘和创造的点滴实践。
但回过头来，基于现实现象，我还想对律师界说几句。尤其是处在被种种现实艰难包围的同行们。我想进一步阐述一下这种“必然性”和“本体”到底是如何体现的。
其实我理解同行们的种种现实艰难。业务压力和生存压力，社会误解的压力，还有来自政府某些方面理性品质欠缺，比如一些司法不应然带来的压力。也就是说，我们在理性实践之路上并非畅通无阻没有障碍。
相反，于现实，非理性、反理性常常会伴随其间，其力量不但不小，常常还是压倒性的。所以我们无法不举步维艰，常常接受打击。于是，我们在对他人和社会进行救赎的同时，常常还得自我救赎。尤其对刑事辩护而言。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理性实践是错误的，或充满局限，而恰恰相反。因为，当别人在试图为别人立法的时候，我们在为自己立法。这种做法，其实意在超越那些现实的肤浅伎俩，那些现实功利，去寻求人类之为人类的深层崇高、神圣、伟大、不朽，探究调动起它们作为本原性的强悍力量。这力量包含正义情感、善的信念，更有执着于意志的精神力量。而这些都可以归结为理性的力量。
于是，我认为，律师不应该接受宿命论，更不应接受神秘主义。我们应该拒绝虚无，应该反抗荒唐。律师不应该全然接受功利主义，也应该抗拒纯粹的自由主义。我们应该信念理性，是因为，不可避免的，一旦失去了理性的根基，一切信念要么走入荒诞的迷信，要么步入蛮荒的狂热。“我们抗拒对权威的信仰，我们坚守对信仰的权威。”这句话本来是一些人对康德的批判，但这实质是一种误解，我认为，这更应该被理解为是对康德的赞美。
由此，我认为，律师不应该是唯结果论者。我们在重视结果时，同时也应该看淡结果。于是，当有人因获得一个满意结果便欢喜癫狂时，我们在面对诸多满意结果时，在短暂的情感感应后，却应该将目光更深远地投向于在满意中需找不满意。于是，当有人执着于功利，声言，无论如何，胜利是最重要的；我们却应该说，不，胜利的方式才最重要！换句话说，以不道德和不正义的方式去赢得胜利，我们应该认为同样是一种不道德和不正义。
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恪守职业道德，遵循法庭纪律，因此，我们不应该搞什么死磕，我们只是在有人敢公然无视理性时，意志决绝地重申的我们的原则，用我们的职业精神告诉他：你不可以！我们应该鄙视那种软弱可欺者，也应该鄙视那些荒蛮造次者，我们只应该运用真和善以及爱的理性力量，迎接一切不公、不正、不义。我们应该认同马丁路德金的观点，不应该认为爱和力此消彼长，而认同力因爱而崇高和积极，爱因力而坚强和有力。
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看淡名利。不应该把自己当成商人，也不应该把业务当成纯然的生意。我们更加应该抗拒伪饰装扮、沽名钓誉。我们不拒绝社会名案，但我们应该对其充满警惕。我们不拒绝成为社会名人，但我们只应该接受它是被社会和历史赋予。我们追求成为强悍之人，但我们应该时刻谨记：有多大能力，就有多大责任。所以，虽然现实如血，但我们应该承认“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有品质高低之别，却根本不应该接受郎费罗所说的“人若非砧板即为铁锤”这种物竞天择的丛林理论。
我们应该习惯于傲然站立，而不是随波追流，我们更不应该人云亦云。
我们在执业过程中不应该主动参与政治，但一旦遭遇和抵触，而职业精神又不容我们回避，我们的态度应该很明确，那就是，不是法来适应政治，而是政治要适应法。这种态度来源于我们的道德坚守和追求。因为法权终究不过是道德的外壳。得失可以计算，但道德却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所以一旦抵触，我们应该必然会斗争。不过，我认为，我们有言论的自由和必要，而不是造反的自由和必要；我们有理性斗争的自由和必要，而不是暴力革命的自由和必要。我认为，我们最强大的武器不是暴力，而是理性；不是枪，而是勇气。
至于同行之间，我认为，我们应该宽容和尊重每一个人，但我个人绝不会和狭隘、鄙俗、虚伪、虚荣、无耻、无知、不负责、功利、流气、匪气、诡诈，以及践踏善与真诚者建立友谊，成为知己。我们永远要远离这些人。
大道如斯。我想，律师其实应该是一群在大道上前行的人。头顶一个“大”字，我们应该愿意在寻常巷陌，街市如流，甚至荒草滩涂中，像一个微不足道的幽暗光点，忽隐忽现，飘忽前进。
在我们从今天开始走向每一个新的阶段时，我想我们需要牢记，也许今天无法实现的，明天也不能，重要的是它在我们的心里，重要的是，我们一直在努力。
一个职业的发展，其实需要这个职业理念的不断掘宽、深化和细化。其实这需要每一个律师的参与。我经常用智者黑格尔的独到见解来评定一件事物的价值，既看它蕴含了多少不朽性因素，或剔除了多少速朽性因素。用今天的话说，看它到底具备了几多生命力。那么这种生命力的源泉又是什么呢？其实，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高度和深度，多进行一些本质性的追问和原理性的探究。而它们对应的不过是我们的视野和格局。这就是中国哲学里那个深邃的“一”字和“大”字所包含的内容。
反观中国律师界，一川星斗烂无数，长天一月坠林梢。何以取，何以避，其实依然是我们最为关键的所在。《淮南子》里说，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我一直告诉自己，切记：历史常常以这样一种颠倒是非的状态呈现，即雕虫小技盛行，宏愿大道寂寞。这种情形，尤其在一个浮躁的社会里不会不普遍，但它绝不会在一个真正有未来的人身上发生。
古迹因身后空虚而孤单，人类因无所敬畏而浅薄。摆脱这一情形的，最好的捷径，就是培养自我敬畏之心。这种敬畏就是对必然性，也就是法则的敬畏。既包括自然法则，也包括自由法则。那么，对我们而言，最简洁的方式，就是职业技能和职业精神的具体实践。
当然，这只是我的希望。
最后，我想以圣.法兰西斯的那一句祷文结束我对这一希望的表达：
凡黑暗处，让我们播种光明：
凡矛盾处，让我们播种和谐；
凡谬误处，让我们播种真理；
凡猜疑处，让我们播种信任；
凡绝望处，让我们播种希望。
-----我尤其深爱这希望。这希望应该先送给那些因信赖而委托我们的当事人们，他们或是权益正在遭受损失，或是身心正在遭遇磨难。然后，这希望再送给每一个同行，愿在理性的带领和引导下，我们都能“皆大欢喜，解脱羁绊重重。”（歌德《浮士德》）
带着这希望，让我，和你们，还有我们的现实艰难，共同走向我们的未来。
必然性是唯一的，但必然性的现实性却是无限的，对必然性的遵从、挖掘和创造的实践是无限的，理性实践是无限的。
那么，也就是说——
中国律师的未来是无限的。
二 那么走吧——写给母亲
（一）生死相隔
见惯了人死亡过程的村上的亲人们告诉我，母亲在离世之前的那种痛苦，很多离世的人在去世之前都曾经历，那是内脏在燃烧，那种“内脏的燃烧”自然是极其痛苦的。直到烧尽了，烧烂了，烧坏了，人才能走掉。母亲的主治医生是我曾经的同学。我一再地打电话问他，母亲在医院是你在给他治疗，了解她一切的病症，她的病情我也完全理解，即便母亲一定要走了我也能接受，但你告诉我，可为什么，为什么她在临走之前要经受这般痛苦？她一生承受的灾难和痛苦太多太多了。如果有上帝，如果有上苍，难道连让她安静地离开，离开她眷恋的丈夫、孩子和家庭以及这个世界的福分都不能给？亲人们所说的内脏在燃烧到底是怎么回事？
同学说，严重心衰，肺衰，这种痛苦很可能是源于体内电解质紊乱。我说，母亲肺部生痰的速度太快了，连咳出来都不再能，母亲的呼吸道一定是被肺部生出来的痰给堵住了，直到最后堵得严严实实，不再有任何可以呼吸的可能。因为她离去的那一刻，嘴巴依然是微微张开的，依然渴望着还能吸进这个世界的空气。同学说，这种可能性很大。
按照当地乡下的风俗，嘴巴一定要合上的好。灵车来了，我握了握母亲的手，依然温暖。妹妹在他人的指教下往母亲的嘴巴里放了一把红糖，用手将她的嘴巴合拢。水晶棺置放好了，妹妹松开了手，可母亲的嘴巴依然还是张开的，终于没能闭合。我说，张开就张开吧，几十年来，不断衰竭的肺部让母亲生前一直呼吸不畅，呼吸越发艰难。她太缺乏呼吸了，就让她继续呼吸吧。
母亲一生极其要强，她虽然毫不畏惧死亡，但是她一定会和死神抗争的。这一点，我了解她，即便死神可以让她断了呼吸，但她绝不会认输。只是，我，与弟弟妹妹以及父亲，将和她------我那个一生与艰难为伍，也是与艰难搏斗，为她的家庭尤其是她的孩子们付出了一切的伟大母亲，从此，将生死相隔，遥望无期。
那一刻，我觉得我的世界倒塌了。我在倾泻而下的眼泪中，瞬间变老。不再是孩子，不再有妈妈。
（二） 无法追忆
殡葬仪的那些日子，我一直在追觅死亡的含义。我含着眼泪千次万次地询问左邻右舍以及亲人们关于母亲生前的点点滴滴，千遍万遍地追问着人离去之后到底真的有没有灵魂，又是否有天堂。在已经坍塌的世界里，面对母亲的永远离去，我无法理顺这生与死的关系。注视着母亲的棺柩，眼泪成了我一切追忆的陪伴。只有夜晚睡在母亲的棺柩旁，才有稍许宽慰。
我走得太远，离开地太久，所有的追忆都很模糊，我觉得我越发不了解母亲，不懂得母亲，而对母亲最清晰的印记，还是在读大学之前。但这么多年了，母亲会有变化吗？显然有的，谁都会有。可是母亲平日里又都在做什么，在想什么，她如何看待自己的几个孩子又如何看待自己？她有没有想过关于生命的问题？活着是什么，死亡又是什么？她对各种社会现象又会不会有自己的看法？还有，关于爱恨和善恶，关于对错与是非，她是什么样的想法和态度？她爱什么，又恨什么？她如此要强，但她是否了解她这一人格的深刻成因，又是否明白，一切的坚强都意味着辛苦？她视辛苦为无物，可是她是否想过辛苦对于生活的含义？这些年来，她有没有过想和我交流的渴望？几个孩子，她虽然都爱，但对每一个孩子的看法又是什么？我是否真的是她的骄傲和荣耀？尽管在她离世之前，她只表达了希望我们照顾好父亲，并期望弟弟能尽快成家，并没有其他遗愿，可是，到底还有哪些未尽的愿望和嘱托，想留给我们？而哪一些又是专门给我的……
那半年，知道母亲病地越发严重，弟弟辞去了城市的工作，专门在家陪伴母亲。我问了他很多很多，但我不知道他说的对还是不对。他对母亲的离去看地相对开一些，这是他半年来与母亲相伴的结果。可我无法宽慰，因为连追忆都那么艰难。只有内疚和懊悔，只有透不过气的哀痛，想不完的追忆，流不完的眼泪。
父亲说，孩子，别自责，是你赶了回来，多给了她一个月的生命。那天夜里不是你强制把她送往医院抢救，她已经没有了。你救得了她的病，但救不了她的命。父亲说的这是母亲去世前的一个月，病情已经极其严重，我还在广州没能赶回。母亲死活不愿意去医院，弟弟和父亲没有办法赶紧打电话给我，我痛斥了弟弟的无奈，连夜安排强行将母亲送往镇医院。镇医院医疗水平太差，无能为力。弟弟遭受了我的训斥后，在镇医院的建议下，又连夜送往县城医院重症监护室。我在傍晚赶到。弟弟一见到我便含着眼泪对我说：“不是为了见你一面，妈妈已经走了，看最后一眼吧。”
抢救及时，终于可以暂时地留住了母亲。我对病床上的母亲说，我不许你走。母亲说，那你能治好我吗？我说当然能，你看，你的医生还是我的同学呢。母亲说，好。但我知道，我确实无法治好母亲的病了，我只能暂时把她留住，只是不知道我能把她留下多久。三年前我在广东查出母亲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时候，就知道那已经是晚期。无能为力。
转到普通病房住了半个月，母亲想出院。我的同学向我坦白，他已经使劲浑身解数。可以出院观察。
虽然病情依然比较严重，但出院后，母亲开心地在还没完工的新建的楼房里住上了两天。与前来看望她的乡人和亲人们说着话，甚至还能开玩笑。我在担忧中感到些许安慰。但第三天，母亲离世前的那种痛苦开始出现。我知道，这一刻终归还是这么快来了。亲人们不建议我再送往医院。说那是对她的折腾，即便要走，还是要走在自己的家里。
可我无论如何也不忍就这样眼睁睁地等待她离去，下定决心连夜又将母亲送往大医院。我渴望还有奇迹。一路上，母亲的呼吸越发微弱。简单抢救后，在大医院的急救室里，医生跟我做了沟通，建议我选择放弃。但抢救让母亲又重新恢复了相对正常的呼吸。只是我知道，这将依然是暂时而又短暂的。
救护车又在往回开。母亲说，你怎么又把我救过来了。我说，因为我舍不得你。母亲一边不停咳痰一边说，想治好我也简单，只要把我的嗓子治好就行了。我说，好。我感受到了母亲突然对活着又重新产生了渴望。我一直在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带给母亲的吗？但她与我都不知道，她与离开这个世界的时间，却只剩下最后一天。
这一天，在离世前那种因难以呼吸或者电解质紊乱导致的痛苦产生之前，母亲对前来探望她的亲人一直不停念叨着我，说我总是把她偷走，一共把她偷走三次了。她指的是我的执着和不愿放弃。那一刻，我知道，母亲感受到了我对她的爱。那一刻，我感受到母亲是幸福的。这种感受，也许是第一次，不过，也将是最后一次。
虽然我只能面对现实，但母亲离去之前的最后一刻，母亲的那种痛苦让我依然不愿放弃。我拨通了医院同学的电话安排好病床，并打电话安排救护车。亲人们也都在我的安排下做好了陪护的准备。
可是，两分钟后，母亲走了。永远地走了。
这是唯一一段我专为陪伴母亲而在的时间。也是我对母亲最愿意永远留下的追忆。
（三） 苦难的河
在打完电话等待救护车的时候，我下意识地从躺椅上起身，走到母亲身边，摸了摸她的手。不，不对，手有些凉，我的心突然颤抖，连忙抬头去看母亲的面孔。不对，爸爸，不对，我对着躺在母亲身边的父亲叫了起来。妈妈这是不是已经要走了……
不是要走了，是已经走了。是的，母亲走了，张开的嘴吧里还在向外溢出最后一口白色唾沫。
母亲离去的那一刻，房间里共有四人，除了我，还有一个堂哥和一个伯父，而父亲和母亲就躺在一起。他不时地起身盯着母亲，生怕母亲什么时候停止了呼吸却不知道。我们已准备出发将母亲再次送往医院，虽然已是深夜，但谁都没有睡，也无法入睡。
虽然每个人几乎都分分秒秒地关注着她，但母亲走的那一刻，却是我第一个知道的。而在家中的这几天，一直在身边照顾母亲的基本上都是父亲和妹妹，尽管我知道母亲随时可能走掉，但我却不是看在母亲面前最多的人。但最终，母亲还是选择了我。
到底是巧合？还是冥冥之中的安排，是母亲的选择？那几天我的精神里一直在纠缠这个问题。我向来不是神秘主义者，但那几天我心中强烈地感受到了我和母亲之间关系的某种神秘牵连。我一直觉得那是母亲在选择。当死神已经执意将她的双脚拉扯着迈入了另一个世界的时候，付诸她全部心血和情感的尘世的事情，尤其是她的家庭，不管是已了还是未了，她都需要一个人，也只能是一个人先知道。而那个人是我。
我更加清晰而深刻地明白了，我在母亲心目中的特殊地位。那里还蕴含着某种深刻的使命。
那是一条河，流淌着苦难，更流淌着坚强，没有尽头。母亲蹚了一辈子。蹚过了五十九年的时光，但到这里，她知道，自己已经彻底无力，再也无法蹚下去了。
那条河里母亲的足迹太深太长了，我需要用一生的时间才能找寻。
先天性心脏病，脊椎、胸廓严重畸形，身躯瘦弱矮小，
但农村那些农活，没有人能干的过她，父亲说。我自读书后很多年没干过农活了，我清晰的年少印记中，母亲挥着一把镰刀，可以弯腰在地里从早上一直干到深夜。我成年后，一直想问母亲，她这般劳作自然辛苦，她怎么就能承受的了。但也不用问，因为不问我都知道母亲会给出的答案：“不辛苦，吃什么？”
不止一个医生惊讶地问，她这种病怎么还能生养三个孩子。其实是四个，我一个哥哥，几个月便夭折了。
所有认识她的人，都会不约而同地给她一个共同的评价：要强。母亲绝不会向任何人低头。绝不愿意落后于任何人。这我是知道的。
父亲说，你妈妈多爱干净啊。弟弟常说，我妈妈可聪明了。
但这远远还不是我的母亲。
父亲是个比较脆弱和软弱的人，父亲不当家，家一直是母亲当的。直到我慢慢长大，家里真正的大事才由我来做主。我一直都把母亲看作万千农村家庭其中一个普通农村妇女，直到两年前我第二次把爸妈接来广东，和母亲谈起我生活中的一件麻烦事情时，我才意识到，一字不识的母亲竟然有如此高明的智慧，甚至让我自感不如。母亲的主见性极强，有一种超越寻常的精神毅力。她一生都在承受苦难，并和苦难抗争，从不屈服。她根本不懂得什么叫享受，也从来没有过享受。而当一生的苦难稍微可以放下些许，严重的疾病折磨又开始盯上了她。
而当离世前的那两年我慢慢把一些心思放到母亲身上时，我越发发现到母亲身上不同于寻常人的一种伟大的人格成份：就是那种对艰难的人生态度。并且，我人格中最重要和主要的那些成份竟然直接来自于她的遗传。这也是母亲离世给我带来的最悲痛的所在，人格雷同，却没有精神沟通。我小时候，是在和母亲的吵闹中长大的。年少时，母亲总这样评价我：说话气人！不孝顺！长大后，做的很多事更气她。只不过这些年，我逐渐意识到母亲的虚弱，才慢慢收敛。我是她天生的冤家。从未贴过她的心。
而且，母亲这一辈子只屈服于我一个人。这种屈服，既源于对我的无可奈何，又源于以我为荣耀。
母亲离去的那几天，尤其是我坚信了母亲离世那一刻的神秘安排，让我突然意识到，母亲最疼爱的是弟弟，但最在乎的是我。我把这句话说给父亲和弟弟听，父亲很认同，很少能赞成我意见的弟弟，也立刻表示认同。疼爱弟弟，是因为弟弟缺少一定的人生自主能力，需要特别疼爱，在乎我，是因为她几乎将大多的心思都付诸给了我。能不在乎吗？
如果说母亲早期的苦难，完全是源于那个时代和她无法控制的先天环境，怎么样都算一种命定因素的话，而后期的苦难更多却是因为我。读书，是当时对整个农村家庭来说的一个巨大的负担。
另外是因为我自幼性格骄傲，从不理会更不会去理解母亲。我还是幼年时，奶奶和母亲便经常吵架，奶奶疼我，我总是站在奶奶这一方。而且还能说出一堆像模像样、有鼻子有眼的理据来反驳母亲。母亲常常被我气哭。这样的事情，我不知道已经有过多少次了。而且这些事情，不可能不对母亲的精神产生影响。
读了大学后，和母亲也便不再有什么争吵。但是，从那时起，我好像和母亲便慢慢疏远了。不是因为曾经的争吵，而是我长大了。我们开始有了不同的世界。毕业后，我又很快来到了更加遥远的广东，见面的次数更少了。
我忘记了，也就是那个时候起，我才开始有能力和母亲做各种层面的精神交流，但是我什么都没有做，我忽略了。一忽略就是十几年。而这十几年，竟然成了永远。直到去年年底我从上海返回广州之前，半年里一连回去了几趟老家，看到母亲的越发虚弱，我才突然意识到，太应该陪陪母亲和她谈谈心了。因为，我知道，能和她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离开上海前，也就是母亲病重离世之前我最后一次回到老家，和母亲说了半夜的话，而且尤其说一下好听的话给她，那天夜里我清楚记得，一直严重咳嗽的母亲，后来几乎听不到咳嗽声。我和她的交流几乎成了她疾病的良药。但我能为她做的不应该就是这些。
那么些年，她应该有多少心里话想和她最在乎的这个儿子说。但她没有机会，每次电话问候也只是那简单的几句话，“妈，身体还好吗？”“我没事，不用担心我。”
即便是因为天生的艰难，不屈的坚强，母亲的精神世界一定是丰富而又复杂的，但我从未认真进入她的世界。我一直觉得，这才是她一生中最苦难的成份所在。
妈妈，我多想再能和你好好说说话。妈妈，我多想对你说，你的那些苦难，我能轻易为你分担和负担。
那条河，我多该搀着你的手，一起蹚过的。
离世前的那几天，母亲一直在说，别人都说我现在正当享福。我明白，这更多指我，孩子有能力了，不用再独自去蹚那一条没有尽头的苦难之河。已经看到岸边了。
可是，她却走了。
（四） 那么走吧
父亲说，走就走吧。她没有享福的命。弟弟说，虽然还不到六十岁，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没太多遗憾。上海的朋友说，老母亲辛劳了一生，要休息了。她要回到自然，那才是她自己最后的家。广东的朋友说，人这一生不就是那么一遭吗，走了是解脱，但最能让她宽心地离开的是什么，还不是子女能有出息，能有作为。高中班主任老师说，你是长子，担子最重，路还很长。
可是我记得最牢的，还是从父亲口中得知的妈妈说的那句话。
父亲说，一年输几百瓶液，治了几十年。你妈妈早就对我说，治够了。就别治了吧。孩子已经大了。
是的，只能让她走了，因为尽管我有太多的不甘心，尽管我决不放弃，尽管我用眼泪声声呼唤她，但她依然还是走了。在死亡面前，我第一次感受到我是多么的无力和渺小。只是还好，再过几十年，还能相见。母亲，再相见，我再也不会让你独自担负那么多了。
是的，走就走吧，孩子已经大了。这句话我已经牢牢记住。你虚弱的身躯已经无法扛起的那一片天空，我也已经牢牢撑起。你已留下坚强，留下了付出，留下了很多。
妈妈，那么走吧，卸下你全部的担负。
（五）死亡不是分离
上面的文章是母亲离世不久后我为了悼念她写就的，特意安置在了这里。这一安置并不是为了继续悼念，悲痛早已过去，而且母亲离世带给我的，最大的并不是悲痛，而是我在回想总结她一生时所产生的震撼和敬畏。安置在这里，是因为我在著述本书的过程中，无意中意识到它在深层吻合了本书的主题。
母亲离世后，我一直想在她的坟前给她立一块碑，由我亲自写一段碑文。因为平凡如我母亲，我实在是觉得作为她的承继，我有义务对她的一生做一个总结。尤其是，没有任何经天纬地的事迹，可是，为何她总有那么一些东西在我的灵魂深处挥之不去？
2016年2月，我终于把碑给母亲立了。碑文是我用心琢磨过的，既要如实评价母亲，又要能具有概括性。碑文是这样的：
你用意志、艰难和担负，诠释了人的一种本质，铭刻在了我心里。我想对你说，只要还住在我心里，死亡便不再是分离。
立完碑后，对母亲的愧疚和抱有的遗憾，顿时减轻了不少。
意志、艰难、担负，这三个词是我当时在琢磨碑文时瞬间便涌上心头的，也是母亲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记。但包括在我著述本书之前，我都没有意识到，这三个词的真正深刻的哲学含义。
就像别人对母亲最先想到的评价“无比刚强”一样，母亲一生身残志坚地展示出了她的超强的意志力。她的意志力非常人能及。这尤其表现在她对艰难的态度上。她视艰难为无物。由于她一直被疾病缠身，更进一步说，她视痛苦为无物。我年轻时曾一度觉得母亲意志力强过了头，甚至暗含某种心灵扭曲。觉得她同时无视人的幸福需求这一属性。直到后来想的越多，越发现这一评价对母亲的不公。这一点，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里有过揭示，康德说：
所以，一个斯多亚派的人在剧烈的痛风发作时喊道：疼痛，你尽管更厉害地折磨我吧，我是永远不会承认你的某种恶的东西的！我们当然可以嘲笑他。但他毕竟是对的，他所感到的是一种祸，这是他的喊叫所透漏了的；但因此就在他身上看出一种恶，这是他根本没有理由承认的；因为疼痛丝毫也不减少他的人格的价值，而只是减少他的健康状况的价值。疼痛却只会成为他更高尚的理由，如果他意识到不是由于任何不正当的行动而招致了这种痛苦，并因此而使自己活该受到惩罚的话。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
可以说，一字不识的母亲，正是一个斯多亚主义者。她用一生没完没了的艰难和痛苦以及对艰难和痛苦的蔑视，发现到了人之为之的最关键的秘密。这就是自由意志。并留给了后代无尽的深思和崇敬。
但在母亲那里，对艰难和痛苦的蔑视，并不是母亲自由意志的归宿，母亲将自由意志的归宿落在了担负上。母亲只是一个平凡的农村妇女，没有经天纬地的抱负，对她来说，最大的现实抱负就是家庭，尤其是几个孩子。在早期那些艰苦的岁月里，母亲节衣缩食，节约到极致，但是一旦孩子需要钱，母亲总能拿出来。一方面对艰难和痛苦无尽蔑视，一方面对家庭无尽付出，可以很清晰地发现，母亲在这二者之中，发现到了生命的尊严。
说到底，母亲一辈子所诠释的人的本质，就是尽最大可能地尊严地活着。母亲真正的本质，是她在用微渺不堪的生命存在诠释和演绎着永恒的生命原理。母亲一辈子真的是活在了本质上了。她是意识到了生命的密码，并把它们又极为感性地身体力行地直接传递给了能看到看懂的我或我们。虽然她没有文化，却完全意识到了生命之所以为生命的真正的原因的所在。
这就是自由意志的无限崇高。同时，也是理性的无限尊贵！母亲其实是一个智慧的女性，更是一个伟大而强悍的生命。这是她非常不平凡的所在。
那么，如此，看到了这些，对作为后代的我和母亲之间，死亡确实不再是分离。
母亲，安息。
